期刊上的紅勾勾

（最初發表於 ephemeris duo，2008-06-24）

在圖書館等用餐的人潮散去的時候，隨手從期刊室的書架上拿下一本合訂本翻了起來。被拿下來的是1969年的《中國語文月刊》，因為最近都在做和《中國語文月刊》有關的東西，對這一櫃破破爛爛的舊期刊還算熟悉。隨手翻開一頁，有一篇文章的標題被打上紅勾，而下一頁的文章也有個紅勾。這兩篇文章的內容是對當時新編地理課本的質疑，還指名道姓地鞭了地理課本的主筆沙學浚一頓，這很明顯是1960年代「國語國文論戰」中最後的一小小片段，我很自然地動手翻翻前後幾期的相關文章，但是沒有在其它相關文章看到紅勾。

這兩篇文章的紅勾似乎是同一個人畫的，用的筆則應該是老師批改作業時常用的紅色水性筆，這種紅色水性筆在我的印象中已經和老師的形象牢牢地綁在一起了。而不管是1960年代還是現在，這個圖書館所屬的學校也和老師的形象死死地捆在一起。由此推論，當時拿筆在《中國語文月刊》打上紅勾的很可能是個師字輩的人物。不過在圖書館的書上做記號…….不大好吧。

他打紅勾的動機我卻無從得知。從他把這兩篇文章打上紅勾看來，他可能在收集關於「國語國文論戰」的資料。這讓我有點擔心，或許已經有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寫過相關的研究了。在我還沒有撥出時間研究「國語國文論戰」前，我可不希望有人捷足先登。

以我目前所知，這場發生在1960年代的論戰對台灣的教育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後來也沒有人再提起這件事。雖然最近也有些「搶救國文」的人提出和當時的「國文正名派」相似的目標，但兩者的動機和方向完全不同，可說是兩個獨立事件。「國語國文論戰」的勝負很明顯，「國文正名派」並沒有達成恢復私塾式文言文教育的目標，「國語派」的主流地位也沒有改變。有趣的是，雙方後來都出了一本集子收集整理己方的言論，給後來的研究者很大的方便。「國語派」的是由1967年底國語日報出版的《「國語」與「國文」正名問題》，「國文正名派」的則是沙學浚編，1975年出版，比字典還要厚的《小學國文正名論戰》。

正好，《小學國文正名論戰》中有收錄沙學浚對上述兩篇文章的回應。從地緣關係、紅色水性筆還有《中國語文月刊》上只有那兩篇文章被打上紅勾來推測，1969年在《中國語文月刊》上打勾的人，或許就是沙學浚本人。我可以想像他看到這兩篇文章時不爽的表情，但他為什麼不直接穿過和平東路去編輯部翻桌呢？但儒雅之士才不會做這種事吧。

不過，這兩個紅勾勾是誰打的對研究「國語國文論戰」一點都不重要，只是這兩個由無名氏在 《中國語文月刊》上打的勾勾，讓人透過想像與古人連結，也讓這個研究﹝雖然還沒有時間做﹞多了點臨場感。

沒有條碼的書

（最初發表於 ephemeris duo，2008-07-03）

之前從學校圖書館的某分館借了一本《何容文集》。我不常到分館借書，畢竟大部分的書總館都有，但剛好總館的《何容文集》不知道被那個可能跟我做類似題目的人借走了，我只好到分館借。

每次去分館的時候都不喜歡那種安靜得過頭的氣氛。那裏的氣氛一向過於空曠和寧靜，它有比許多學校的圖書館還大的空間，但收藏的書卻不多，反而擺了很多自修座，不過也沒什麼人用。我搭電梯到文學類的樓層，在書庫繞了一大圈都沒看到《何容文集》所在的分類號。後來才看到一個小指示說文集類的書都在牆邊的矮書櫃裡。

或許是沒什麼人要借才把這些書丟到這個冷清的角落吧。《何容文集》所在的那一格很擠，一副反正沒人來借就多塞幾本的樣子，所以費了一點力氣才拿下來。《何容文集》的封底是何容伏案讀書的照片，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何容的照片，比想像中的樣子老了一點。我最近常常遇到本尊與自己的想像差距甚大的事，何容的情況算差距很小的。

依例走樓梯到出納台借書，在樓梯迴轉處看到略為陰暗的天色，再看看手錶，應該能趕上五分鐘後的校車。

分館果然冷清，館員都閒得在看自己的書了。我把學生證遞給即忙起身的館員，館員熟練地刷過條碼，然後一手還學生證一邊把《何容文集》接過去。他先翻到平常貼條碼的封底，但除了何容的照片以外什麼都沒有；再翻到封面，也沒有。館員打開扉頁，左找右找都沒有。這下怪了，沒有條碼可以刷要怎麼借出呢？館員又在OPAC上搜尋了一下，找到這本書的條碼號，但在出納系統中又不知道遇到什麼問題，書還是借不出來。

這麼搞著搞著，我已經趕不上校車了。當我正用尷尬的笑容掩飾趕不上校車的不爽時，終於有位看起來比較資深的人出現了。當然，他對一本書沒有條碼的事也頗為驚訝，但在他的幫忙下這本《何容文集》總算被借出來了。他一邊向原來那位館員說這本書回來後要貼條碼時，一邊拿起到期章。但在他要蓋下去前，他停了下來。

「怎麼是白色的？」

原來，從一個我不知道的時間點開始，分館的到期單都換成綠色的，這樣在還書時才容易分辨是否要送到另一個圖書館歸架。這本《何容文集》的到期單還是白色的，可見在那個到期單換顏色的時間點之後，這本書都沒有被借出。可能也因為沒被借出，所以在所有書都貼上條碼的時候，這本《何容文集》就被漏掉了。

資深的館員拿出一張綠色的，屬於分館的到期單貼上，並順手把原來白色的到期單撕下，揉在手裡準備丟掉。

「不好意思」我出聲叫住他，「那張到期單可以給我嗎？反正要丟掉了。」

他一臉疑惑地把被揉爛的到期單給我，我迅速地把他夾在書中，道謝後離開。為什麼要一張廢紙？因為這張到期單上只有一個日期：68.12.20。說不定是這本《何容文集》上一次被借出時蓋上的還書日期。從書上的借閱登記卡可知，這是1979年12月6日蔡同學﹝或說蔡叔叔﹞借出時蓋的。距離我借書的那天，已經過了28年又153天。

比我活過的時間還長，真的。

《武備志》日本三津之薩摩坊津

在日本自助旅行，去有觀光整備的地方，或是在都會區近郊，大致上都是公共交通相當方便的地方，不過偶爾去偏僻的小地方也不錯，頗具挑戰性，而且因為和平常的研究有一點點關係（真的只有一點點點點），所以可以掃除一點敗家的罪惡感。

鹿兒島縣坊津就是這種與研究相關，以今天的觀點來說又相當偏僻的地方。但是在十六世紀以前，坊津是日本與中國貿易的重要港口，是中國明代軍事類書《武備志》所提到的日本三津之一，而且是往返日本商船的必經之地：

津要
國有三津，皆商船所聚，通海之江也。西海道有坊津（薩摩州所屬）、花旭塔津（筑前州所屬）、洞津（伊勢州所屬）。三津惟坊津為總路，客船往返必由。花旭塔津為中津，地方廣闊，人煙湊集，中國海商無不聚此。地有松林，方長十里（名十里，有百里）。松土，名法哥煞機，乃廂先也。有一街，名大唐街，唐人留彼相傳，今盡為倭也。洞津為末津地方，又遠與山城相近，貨物或備或缺，惟中津無不有。貿易用銀金銅錢。憑經紀名曰「乃隔」。

除了在今天鹿兒島縣的坊津，《武備志》說的「花旭塔津」就是博多津，今天的福岡。「法哥煞機」在此寫作「廂先」，就是現在福岡市的箱崎，JR博多站上行的第二站。洞津是三重縣的津，稍微遠一點了。（總覺得這段茅元儀是直接抄日本的漢文資料，因為行文不像漢語母語者寫的。）

去坊津那天是抵達日本後第一個從一大早就放晴的日子，早上九點從熊本出發，搭新幹線四十四分鐘就到達鹿兒島中央（科技的力量），但接下來搭公車的過程才是苦戰，每一班車都要準確地搭上，錯過一個後續行程就毀了。

鹿兒島以後的路程是先搭南薩摩市為他們鄉親開的新幹線接駁公車，花一個半小時到枕崎。這個九州南端的海港前幾天已經搭飛機從它上空經過了，不過再經陸路從熊本到此，已經花上兩個半小時。接下來是從枕崎搭往坊津的公車，大約是一個半小時一班的程度。等車時和觀光服務站的阿伯聊了一下，他推薦去附近的酒藏，還有瞭望台可以看枕崎港景。但時間不允許，只能謝過了。不過枕崎就夠偏遠了，我還要往更偏遠的坊津，大概只有學術的理由吧。最後在十二點半左右到達目的地輝津館，離從熊本出發已經三個半小時了。

輝津館是當地的鄉土資料館，規模不大，內容也就是當地的歷史，但因為坊津在海洋交通史上的地位，所以和《武備志》有關的資料也佔了一個展示室。當然，船的模型和航線都已經看很多了，在此當然也會提到，這是基本款。比較有趣的是一樣稱為「東道盆」的漆器，或圓或方，中間一格一格，有點像台灣過年時會拿出來擺零食的那種盆子。依照說明，這是源自中國，經琉球傳至薩摩的器具。剛好，在沖繩的博物館裡也有類似的東西（我先去沖繩再去九州，因為行程詭異，入境時被問好多問題 @@），行前收集的資料中也有提到。輝津館另一部分展示的是當地的鰹魚業。這是十八世紀中薩摩藩在此的走私貿易被踢爆後，坊津一代新的謀生產業，也是滿有趣的主題。比較可惜的是輝津館沒有博物館的圖錄，所以重要的東西只能用筆記寫下來，異常殘念。

輝津館外有很多石造器物，大部分是從明治初期附近被毀的佛寺搬來的遺物。最近博物館的大事是考古學家透過岩石成分的分析，確認這些石造器物的原石來自寧波，而寧波就是中國與日本對渡的口岸。

離開輝津館，剛好遊覽車載了一車的老人觀光團。我急速繞過這堆人，直接往岬角的山頂衝。但是走到一半就有點怕了，因為整條山路看起來人煙罕至，要是旁邊有蛇蛇爬出來也不意外。總之最後還是安全到達岬角前端，可以展望坊津的兩個港灣，在南邊有走私者遺跡的坊，還有在北邊有遣唐使遺跡的泊。往回走時，那隊老人團已經走上來了，不過他們似乎對沿途的歌碑比較有興趣。

既然有歌碑，就顯示這個地方也是文人雅士間有名的地方。這裡最有名的就是矗立在灣澳口的雙劍石，坊津八景之一，收錄在浮世繪名家歌川広重《六十余州名所図会》之一。這也是越洋航道上明顯的地標。領航人只要看到這個地標，就知道已經到了坊津，再來就是日本界內了。

離開坊津的回程也要相當小心，一定要搭上14:55這班車，這樣才能接上15:58從枕崎發車的普通車。要是沒趕上，下一班公車要等到17:10，能接上的普通車18:32發車，整個行程往後拖兩個半小時，那真是太可怕了，因為從枕崎回到鹿兒島中央也要站站停晃上兩個半小時啊！

當然，在周延的計畫和準點的客運搭配之下，還是準時地搭上15:58枕崎發的普通車，一邊感嘆坊津古港的沒落和偏遠，一邊滿足於自己計畫的周延，一邊欣賞鹿兒島的田園景觀，一邊拍從遠而近的開聞岳，還有一邊抱怨整車吵鬧的死小鬼和高中生（前面的阿伯數次回頭瞪人啊 @@）。最後經由新幹線回到熊本時，已經是晚上八點了。

島本和彥《青之炎》（アオイホノオ）聖地巡禮

論文寫了一些以後，大概是覺得多少同是「創作者」的身分，所以開始看一些漫畫家談自己畫漫畫的事。像是那本臺灣版一直都沒有第二冊以後的《助手這行飯》（因為不大想花錢買原文漫畫，繼續等），或是兩冊就完結的《漫畫家族》。不過共感比較深的還是島本和彥半自傳的《青之炎》（アオイホノオ）。從網路上少少的中文評論來看，《青之炎》的臺灣讀者主要會對GAINAX早期核心人物的側寫有興趣，不過我比較有興趣的是主角焰燃（=島本和彥）的焦慮感。看著自己想到的題材不斷被剛出道沒多久的新銳漫畫家搶走，自己卻混不出什麼名堂，困在學校裡想著趕快離開出人頭地，為各種題材和表現法苦惱......

有在創作的，不管創作的是什麼，都會有這些煩惱吧！！！

體制性學術之莊嚴

有人看了吳寶春被拒於臺灣EMBA課程之外的新聞，因而批評教育部或現行體制僵化。當然，我可以同意現行體制僵化，但我們必須了解這個體制到底是在僵化個什麼鬼。也就是說，應該想想入學資格是為什麼而設。一個人過去選擇在技藝上精進，而非在升學體制上攀爬，後來也在技藝的領域很有成就，而成為一種路徑的典範。但現在他要在既有成就之外，在學術上取得另一種成就，這樣的轉換必然要付出代價，或許我們可以稱這個代價為「摩擦」（friction）。這是因為各領域各有其莊嚴之處，在高等教育這條路上，我們必須面對體制性學術之莊嚴。

我所說的學術之莊嚴並不是說要像現在一樣限制入學機會。淺薄的人總是以為學術之莊嚴是讀書人氣量狹小、自視甚高、唯有讀書高云云，但這畢竟是淺薄之見。每個領域的莊嚴在於該領域對成就評價有其標準，而且被領域內的人遵守，這樣才會在內在外都得到尊重，遂云「莊嚴」。但在台灣的高等教育中，比較遺憾的是目前大眾總是把入學等於該學歷的能力認證，學歷只是考上好學校的認證，所以會有「由你玩四年」的說法，各種討論會集中在入學標準，甚至懷念過去單一標準的聯考，而很少討論高等教育和學術這行飯到底是什麼，在社會上的角色是什麼。

事實上，入學只是開始，畢業才是成果，將討論集中在入學資格，不過是延續聯考遺毒在文化中的地位而已。要提倡終身學習，讓各種領域的人有機會在他想要的生涯時間點進修，我們應該鼓吹由各校自訂入學資格，以有效擴大教育近用的機會。開始在高等教育中的學習過程後，最後再依照這個領域內的標準評斷其是否合格。這樣高等教育的認證才有意義，才是維持體制性學術之莊嚴的作法。

吳寶春應該是尊重學術之莊嚴的人，因為他在另一個專訪中說他「認為技職學生一定要有知識，心裡才會踏實」。報導中沒有說得很清楚，這裡的知識是指學歷，還是與技職相關的知識。我自己希望是後者，但從報導中的前後文看，也可能是前者。知識的異化是目前我們面對的問題，同樣的問題還有理論與實務的分裂，這些都是老掉牙的問題了。一直都沒有解決，可能和我們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還是受教育部和國科會設立的少數標準綁得緊緊地有關。但這是太大的問題，就此打住。

話說回來，或許有人會以「教育自由化後會有野雞大學」來質疑，但只要破除「入學等於該學歷能力認證」的心態，野雞大學又何妨？有人會以多元入學後競爭更激烈，更是個迷思。是因為價值觀單一，才有去拼的意義；當價值觀多元時，選擇不同價值觀的人根本無法比較，那又有什麼好爭的？

我只想跟和我選擇同一條路徑的人競爭就好了，我才不會去跟麵包師傅比誰烤的麵包好吃。當然就個人而言，要在不久的將來幹掉幾十個人才有機會，畢竟這條路說孤獨，人也不是那麼少。但這比要幹掉幾萬人的聯考好多了，更別說聯考根本不能拓展人類知識的領域，那純粹只是戰爭，消耗青春的戰爭。遺憾的是，數十年的聯考制度所造成的社會集體心態，已經跨越世代影響到多元入學的世代，真是社會之不幸。不過和兩次世界大戰相比，這點悲哀應該只是世代之癢吧。黑心如我只會冷眼旁觀，只在有愚民批評學術之莊嚴時出來呸幾句吧。

開學首日的錯誤教育

報載新北市白雲國小男校長和女老師分別扮演機長和空姐迎接新生，我認為是很壞的教育示範。近來教師屢屢感嘆師道衰微，但有這樣主動墮落的教育從業者，被看扁也是咎由自取。

首先，該校獲贈的是退役的F-5E是戰機，不是客機，請勿因為兩者都是飛行器就任意發想機長空姐秀。要對文物的背景有正確的認識，才是稱職的受贈者。今天受贈者曲解文物的意義，作為受贈者已經失格，甚至在教育的場域把錯誤的觀念傳遞給學生，更是失職的教師。

再者，學校裡有男老師也有女老師，今天男校長扮演機長，女老師扮演空姐。上學第一天就把性別刻板印象傳遞給兒童，在性別教育上也大有可議之處。固然民航業中女性機師和男性空服員的比例不大，但教育從業者對此毫無認知，反而直接複製社會上對性別與職業的刻板印象，彷彿告訴剛入學的男女學生「這就是男生女生該有的樣子」，從性別扼殺孩子對未來的想像力。

人的未來決定於所受的教育，校長老師開學第一天就在文化知識和性別教育上做出不良示範，該校學生的受教品質令人擔憂。

延平郡主和她的百合五商

馬英九送壽籃，結果把延平郡王變郡「主」，經查是廟方一開始就寫錯，所以後面的人一路複製貼上就跟著錯了。本來筆誤笑笑就好了，不過近年來性轉換、偽娘正流行，所以這個筆誤也可以提供文創產業新梗 XDD

那我們就把鄭成功改成「延平郡主」好了。延平郡主鄭森，父為東亞海域最美麗的通事鄭芝龍，母為日本平戶人田川失敗。滿清入關後，延平郡主和她愉快的夥伴龔妹娘、黃孫娘、伍八娘、伍乞娘、廖八娘、陳四娘一起進行反清復明，稱霸東亞的海上事業。為了調度物資、從景德鎮、安海等地把把荷蘭人和日本人下單的瓷器和絲綢運出，龔妹娘、黃孫娘、伍八娘、伍乞娘女扮男裝，並以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為號，分為山五商和海五商，以掩護她們在中國內陸的秘密活動。

黃梧和施琅因為忌妒延平郡主和她愉快的夥伴之間的百合關係，終於因愛生恨，投降滿清。又有一說認為黃梧和施琅因為年歲漸長，髮線急速向後發展，自認無法再以水仙少年的影像投注在延平郡主的雙眸中，因羞憤而黑化降清。

OK，以上是妄想。以下認真一點。

龔妹娘、黃孫娘、伍八娘、伍乞娘、廖八娘、陳四娘等人都是實際存在的人物。黃梧降清後獻上的「平海策」（原件無存，但有引文見於福建巡撫許世昌〈為敬陳滅賊五策事〉中）裡有提到鄭氏五大商的首領，其中就有曾定老、龔孫觀、伍乞娘、龔妹娘等人。上面提到幾位的名號中有「娘」的人物也是鄭氏五商的重要人物，散見於清代檔案中。當然被抓到的人下場都很慘，這種歷史一點也萌不起來。

「觀」和「娘」都不是人名，而是男子的稱號。檔案中有說「龔用娘原係妹娘族弟」、「黃孫娘是他親哥子」等記載，可證明這些人是男的。稱號也不等於人名，而是閩粵商人在做生意時使用的名字，例如黃孫娘的本名叫黃榮宇。不只在清代檔案，在馬尼拉的海關檔案中也可以看到這些以「娘」（西班牙文記載作 niu）為號的商人。

為什麼這些男性商人要使用「娘」的稱號呢？我也不知道，就當作古人留給我們的百合梗吧。

附帶看一下鄭成功的出生地：平戶川內町，鄭成功的家

新加坡「一號嗎打厝」的雜談

《南洋學報》第九卷第二輯頁27刊了一則關於漢學家 Cecil Clementi（金文泰，1875-1947）的趣事。金文泰原來是香港總督，1930年調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到新加坡上任後，金文泰開始巡視個官署，看到 Central Police Station 旁邊掛了一面漢字招牌，上面寫「一號嗎打厝」。以漢學家自居的金文泰看了很不爽，氣沖沖地找來負責翻譯的華民政務司幫辦，質問為什麼不把「Central」翻譯成「中央」，不像香港一樣把「Police Station」翻譯成「差寮」。幫辦連忙回答：在新加坡「寮」專指「娼寮」，是妓院專用的，萬萬不能用在官署上啊。


作者用這個小故事來說明，貴為總督也無法改變社會上已經習用的習俗，還諷刺了漢學家的自以為是。


不過這個小故事中還有幾個可以注意的地方。

平戶川內町，鄭成功的家

平戶市川內町

十六、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中，今天的長崎縣是當時日本面向國際最重要的門戶。其中與台灣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地點，除了上次已經提過的長崎出島，就是位於九州西北角的平戶。這裡在十六世紀由當地的松浦氏和中國從事走私貿易的王直結合，成為東亞重要的貿易港，後來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駐日商館也設於此處。在1641年幕府將荷蘭商館移到長崎出島以前，這裡是日本最國際化的商港。但平戶與台灣的關係不只是航線兩端的口岸，它也是鄭成功的出生地。雖然鄭成功的形象和歷史評價，在近百年間受到相當多政治因素的影響，使鄭成功的事跡被刻意地放大。但當拜訪他的出生地時，當地質樸的環境或許還能讓我們重新從一個人的角度來看這位歷史人物。

長崎之墓仔埔也敢去：稻佐悟真寺

對研究近代早期東亞海洋史的人來說，長崎本身就是一本史料，必須仔細在長崎的街道中找尋十七世紀以來不同人群在此留下的印記。其中最重要的，當屬稻佐悟真寺國際墓地。這片墓園的存在，正是讓研究東亞海洋史的人不能只待在圖書館和檔案館，必須親自到長崎走走的原因之一。例如六月的研討會中有老師提到，長崎唐通事有兩個名字，一個日本名，見於官文書，一個漢名，用來與華商往來。不過這兩組名字並沒有很完善的對照表，要把一個人的日本名和漢名對起來，就必須去墓園裡看墓碑。可說是：長崎之墓仔埔也敢去。


稻佐悟真寺國際墓地位在長崎港西側，稻佐山的的山腰，是十七世紀初以來在長崎過世的華僑、華商、荷蘭人、開國後的其他歐美人士等等外國人長眠的地方。其中還是以華人的墳墓最多，延續時間也最長，一直到現在都還有新的墳墓建設和固定的掃墓行事。悟真寺本身也是由中國商人歐華宇（歐陽華宇？）和張振泉（吉泉？）捐資籌設，作為在海外華人的墓地。這樣的公共設施對當時縱橫東亞海域的華商相當重要，因為不同民族的喪葬風俗不同，外國人必須與本地人區隔，以避免爭議。另外有個地方讓華僑和華商安頓死去的人，對航海人也是重要的慰藉。

平戶長崎荷蘭商館長名錄碑的故事

長崎出島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日本的據點，以1641年為界，之前在平戶，之後在長崎出島。日本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取得貴金屬的主要貨源，這些貴金屬則要用中國的絲綢和瓷器來換。為了取得中國的貨源，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22年佔領澎湖，希望能像葡萄牙人的澳門一樣，就近和中國貿易。但是與明帝國的交涉不成，只好退到帝國領土以外的台灣建立據點。所以在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的主要航線就是：

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臺灣───日本（平戶→長崎）

因為這樣的關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平戶商館和後來的長崎出島商館，在十七世紀中葉跟臺灣商館有密切的關係。

預言般的聖地巡禮：鎌倉、江之島

神社前的參道和郵局

去年十一月藉口收集近代建築資料去了一趟東京，該做的事做完後抽了一天去鎌倉、江之島附近走走，剛好拍到一些和本季動畫《TARI TARI》有關的照片。因為在鎌倉附近東走西走，還非常無聊地繞去沒人會有興趣的滑川交差點，又優閒地在「鎌倉パスタ」用筷子（<囧>）吃義大利麵，所以到江之島的時候已經頗晚，只能拍夕照了。

不過那一趟除了天氣好以外，一切的計畫都在一連串的意外中不斷拖延。像是沒料到光從江ノ電江ノ島走到島上參道最下面的青銅鳥居有那麼遠，加上前兩天不斷地走路、走路、走路，在精神最不好的第四天竟然走得比前兩天都還遠，所以到青銅鳥居前就已經累得快掛了。但稍作休息後，還是繼續往上走了.......

木柵開墾史與 AOE3

現在的政治大學山下校區，還有對面那一片住宅區，在《臺灣堡圖》調查繪製的1900年代稱作「新興」。

但依照〈木柵區地名沿革〉一文所說，這是在日本時代改的地名。此處原名「十一命」，是因為有十二個人從木柵過溪割稻，被原住民殺掉十一人而得名。這個地名源流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但以前在報告這附近的地名時，我很無聊地用世紀帝國 III 的地圖編輯器做了模擬畫面：

算一算，正好十一具屍體 XD

早岐瀬戶觀潮橋

不要懷疑，這是海峽。

四月去九州時，造訪了幾個頗為冷門的地方，其中一個是位於日本九州長崎縣佐世保市東部早岐地區的早岐瀨戶。這是連接佐世保灣和大村灣的兩條水道中的其中之一，是比較窄的那一個，最窄的地方就在圖中的鐵橋下，大約只有十公尺寬。

藍色的鐵橋名為「觀潮橋」，橋下就是早岐瀨戶最窄的地方。照片中的左岸是針尾島，右岸是九州本島，我的後方南邊約五公里處是 Huis ten Bosch。

已經想不起來為什麼會對這個小地方產生興趣，可能只是在 Google Maps 上亂逛時，偶然發現這個狹窄的海峽，所以總是想找個機會去這裡走一趟。可是這種小地方特別花一天去也滿划不來的，一定要包含在某個行程內，順道而去才對。

這天早上從佐世保出發後，先去有田參觀九州陶瓷文化館。這是對海洋史和近代早期東亞貿易史有興趣的人一定要去的地方，自然在出來時手上也提了一大堆在博物館採購的圖錄和資料，對後續的行程有點不便。

但難得來一次，還是衝了。

有些地方本來就會淹水

從6月11日到12日間的大雨，讓台灣西部主要都會區都傳出淹水災情，網路上也有照片流傳，讓大家知道各地的狀況。不過下面這張台北的泡水車照片，倒是有點誤導人。

林書豪的阿公會唸書

2012年2月林書豪突然紅起來的時候，有些平面媒體都報導了林書豪的阿公，林新懇的事：

http://tw.nextmedia.com/realtimenews/article/sports/20120222/111361
「哈佛小子」林書豪會念書、體育優，打破一般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等偏差想法，林書豪的父親林繼明、祖父林新懇學業等表現，也相當優秀。 林書豪叔公回憶，林新懇在日據時代讀書讀到高商，屬當時的高學歷。

後來林新懇的事蹟，與228事件的關聯都被報導過了。當時就想：人一紅，祖宗十八代都會被人肉搜索出來啊～～

但我們不以人肉搜索為滿足，通常我們的業務是人骨拼圖。透過一個小議題，我們會把一些相關的東西資料都在拿出來看一次，以重建這些作古的人所活過的世界。所以看到林新懇的故事，我想知道的不只是他個人的故事，而是「他到底有多會念書？」這是涉及當時整個社會的問題。

三種做歷史研究的人

做歷史研究的人，有些對「人」很有興趣，就會變得像情報頭子。有些對「文獻」很有興趣，就會變得像圖書館員。有些對「文物」很有興趣，就會變得像古董商。人就是人，不需要特別說明。文獻和文物則需要辨別清楚。兩者的區別在於，文獻是內容（contents），文物則是內容的載具（vehicle），內容是文物的一部份，但不是全部。

對人有興趣的研究者會希望找到當事人、在乎人的記憶和社會連結。如果找不到當事人，那它們會盡力找出各種名冊，收集研究對象的各種動向。如果研究對象有一整箱的檔案放在檔案館，那更省事了；不過應用史料的史觀和考證這些基本功當然還是要注意。

對文獻有興趣的研究者會盡力收集到各種內容，通常是文字的紀錄，或是任何可以表現意義的東西。文獻人會把這些內容收起來帶走，通常是用複製的方法，對承載內容的文物本身不見得有興趣。對文物有興趣的人則是對物有興趣，所以他們要的不是內容，而是承載內容的載具。

以碑帖來說，文獻人拿到一個拓本可能就很高興了，但文物人更重視那塊碑。以地圖來說，文獻人會把東西翻拍帶走就好，文物人則看重原件。若以版本來說，文獻人重視的是版本間的流變和差異，文物人重視的是版本距離現在的時間長短，因為越老的越有價值。

在我有限的觀察中，在學院中做歷史的人，做近現代史容易變成情報頭子，因為紀錄比較全，相關人士也還在世。做近現代以前的人容易變成圖書館員，但這多少也是情勢所逼（人都死透了你還能怎樣?）非學院的文史工作者則是變成骨董商的潛在危險群。要是投資很多錢下去就更慘了，那是面對沉沒成本的心理壓力。這會讓文物的價值扭曲他們對文獻的判斷。

我自己算哪類？大概是文獻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