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首日的錯誤教育

報載新北市白雲國小男校長和女老師分別扮演機長和空姐迎接新生，我認為是很壞的教育示範。近來教師屢屢感嘆師道衰微，但有這樣主動墮落的教育從業者，被看扁也是咎由自取。

首先，該校獲贈的是退役的F-5E是戰機，不是客機，請勿因為兩者都是飛行器就任意發想機長空姐秀。要對文物的背景有正確的認識，才是稱職的受贈者。今天受贈者曲解文物的意義，作為受贈者已經失格，甚至在教育的場域把錯誤的觀念傳遞給學生，更是失職的教師。

再者，學校裡有男老師也有女老師，今天男校長扮演機長，女老師扮演空姐。上學第一天就把性別刻板印象傳遞給兒童，在性別教育上也大有可議之處。固然民航業中女性機師和男性空服員的比例不大，但教育從業者對此毫無認知，反而直接複製社會上對性別與職業的刻板印象，彷彿告訴剛入學的男女學生「這就是男生女生該有的樣子」，從性別扼殺孩子對未來的想像力。

人的未來決定於所受的教育，校長老師開學第一天就在文化知識和性別教育上做出不良示範，該校學生的受教品質令人擔憂。

延平郡主和她的百合五商

馬英九送壽籃，結果把延平郡王變郡「主」，經查是廟方一開始就寫錯，所以後面的人一路複製貼上就跟著錯了。本來筆誤笑笑就好了，不過近年來性轉換、偽娘正流行，所以這個筆誤也可以提供文創產業新梗 XDD

那我們就把鄭成功改成「延平郡主」好了。延平郡主鄭森，父為東亞海域最美麗的通事鄭芝龍，母為日本平戶人田川失敗。滿清入關後，延平郡主和她愉快的夥伴龔妹娘、黃孫娘、伍八娘、伍乞娘、廖八娘、陳四娘一起進行反清復明，稱霸東亞的海上事業。為了調度物資、從景德鎮、安海等地把把荷蘭人和日本人下單的瓷器和絲綢運出，龔妹娘、黃孫娘、伍八娘、伍乞娘女扮男裝，並以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為號，分為山五商和海五商，以掩護她們在中國內陸的秘密活動。

黃梧和施琅因為忌妒延平郡主和她愉快的夥伴之間的百合關係，終於因愛生恨，投降滿清。又有一說認為黃梧和施琅因為年歲漸長，髮線急速向後發展，自認無法再以水仙少年的影像投注在延平郡主的雙眸中，因羞憤而黑化降清。

OK，以上是妄想。以下認真一點。

龔妹娘、黃孫娘、伍八娘、伍乞娘、廖八娘、陳四娘等人都是實際存在的人物。黃梧降清後獻上的「平海策」（原件無存，但有引文見於福建巡撫許世昌〈為敬陳滅賊五策事〉中）裡有提到鄭氏五大商的首領，其中就有曾定老、龔孫觀、伍乞娘、龔妹娘等人。上面提到幾位的名號中有「娘」的人物也是鄭氏五商的重要人物，散見於清代檔案中。當然被抓到的人下場都很慘，這種歷史一點也萌不起來。

「觀」和「娘」都不是人名，而是男子的稱號。檔案中有說「龔用娘原係妹娘族弟」、「黃孫娘是他親哥子」等記載，可證明這些人是男的。稱號也不等於人名，而是閩粵商人在做生意時使用的名字，例如黃孫娘的本名叫黃榮宇。不只在清代檔案，在馬尼拉的海關檔案中也可以看到這些以「娘」（西班牙文記載作 niu）為號的商人。

為什麼這些男性商人要使用「娘」的稱號呢？我也不知道，就當作古人留給我們的百合梗吧。

附帶看一下鄭成功的出生地：平戶川內町，鄭成功的家

新加坡「一號嗎打厝」的雜談

《南洋學報》第九卷第二輯頁27刊了一則關於漢學家 Cecil Clementi（金文泰，1875-1947）的趣事。金文泰原來是香港總督，1930年調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到新加坡上任後，金文泰開始巡視個官署，看到 Central Police Station 旁邊掛了一面漢字招牌，上面寫「一號嗎打厝」。以漢學家自居的金文泰看了很不爽，氣沖沖地找來負責翻譯的華民政務司幫辦，質問為什麼不把「Central」翻譯成「中央」，不像香港一樣把「Police Station」翻譯成「差寮」。幫辦連忙回答：在新加坡「寮」專指「娼寮」，是妓院專用的，萬萬不能用在官署上啊。


作者用這個小故事來說明，貴為總督也無法改變社會上已經習用的習俗，還諷刺了漢學家的自以為是。


不過這個小故事中還有幾個可以注意的地方。

平戶川內町，鄭成功的家

平戶市川內町

十六、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中，今天的長崎縣是當時日本面向國際最重要的門戶。其中與台灣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地點，除了上次已經提過的長崎出島，就是位於九州西北角的平戶。這裡在十六世紀由當地的松浦氏和中國從事走私貿易的王直結合，成為東亞重要的貿易港，後來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駐日商館也設於此處。在1641年幕府將荷蘭商館移到長崎出島以前，這裡是日本最國際化的商港。但平戶與台灣的關係不只是航線兩端的口岸，它也是鄭成功的出生地。雖然鄭成功的形象和歷史評價，在近百年間受到相當多政治因素的影響，使鄭成功的事跡被刻意地放大。但當拜訪他的出生地時，當地質樸的環境或許還能讓我們重新從一個人的角度來看這位歷史人物。

長崎之墓仔埔也敢去：稻佐悟真寺

對研究近代早期東亞海洋史的人來說，長崎本身就是一本史料，必須仔細在長崎的街道中找尋十七世紀以來不同人群在此留下的印記。其中最重要的，當屬稻佐悟真寺國際墓地。這片墓園的存在，正是讓研究東亞海洋史的人不能只待在圖書館和檔案館，必須親自到長崎走走的原因之一。例如六月的研討會中有老師提到，長崎唐通事有兩個名字，一個日本名，見於官文書，一個漢名，用來與華商往來。不過這兩組名字並沒有很完善的對照表，要把一個人的日本名和漢名對起來，就必須去墓園裡看墓碑。可說是：長崎之墓仔埔也敢去。


稻佐悟真寺國際墓地位在長崎港西側，稻佐山的的山腰，是十七世紀初以來在長崎過世的華僑、華商、荷蘭人、開國後的其他歐美人士等等外國人長眠的地方。其中還是以華人的墳墓最多，延續時間也最長，一直到現在都還有新的墳墓建設和固定的掃墓行事。悟真寺本身也是由中國商人歐華宇（歐陽華宇？）和張振泉（吉泉？）捐資籌設，作為在海外華人的墓地。這樣的公共設施對當時縱橫東亞海域的華商相當重要，因為不同民族的喪葬風俗不同，外國人必須與本地人區隔，以避免爭議。另外有個地方讓華僑和華商安頓死去的人，對航海人也是重要的慰藉。

平戶長崎荷蘭商館長名錄碑的故事

長崎出島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日本的據點，以1641年為界，之前在平戶，之後在長崎出島。日本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取得貴金屬的主要貨源，這些貴金屬則要用中國的絲綢和瓷器來換。為了取得中國的貨源，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22年佔領澎湖，希望能像葡萄牙人的澳門一樣，就近和中國貿易。但是與明帝國的交涉不成，只好退到帝國領土以外的台灣建立據點。所以在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的主要航線就是：

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臺灣───日本（平戶→長崎）

因為這樣的關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平戶商館和後來的長崎出島商館，在十七世紀中葉跟臺灣商館有密切的關係。

預言般的聖地巡禮：鎌倉、江之島

神社前的參道和郵局

去年十一月藉口收集近代建築資料去了一趟東京，該做的事做完後抽了一天去鎌倉、江之島附近走走，剛好拍到一些和本季動畫《TARI TARI》有關的照片。因為在鎌倉附近東走西走，還非常無聊地繞去沒人會有興趣的滑川交差點，又優閒地在「鎌倉パスタ」用筷子（<囧>）吃義大利麵，所以到江之島的時候已經頗晚，只能拍夕照了。

不過那一趟除了天氣好以外，一切的計畫都在一連串的意外中不斷拖延。像是沒料到光從江ノ電江ノ島走到島上參道最下面的青銅鳥居有那麼遠，加上前兩天不斷地走路、走路、走路，在精神最不好的第四天竟然走得比前兩天都還遠，所以到青銅鳥居前就已經累得快掛了。但稍作休息後，還是繼續往上走了.......

木柵開墾史與 AOE3

現在的政治大學山下校區，還有對面那一片住宅區，在《臺灣堡圖》調查繪製的1900年代稱作「新興」。

但依照〈木柵區地名沿革〉一文所說，這是在日本時代改的地名。此處原名「十一命」，是因為有十二個人從木柵過溪割稻，被原住民殺掉十一人而得名。這個地名源流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但以前在報告這附近的地名時，我很無聊地用世紀帝國 III 的地圖編輯器做了模擬畫面：

算一算，正好十一具屍體 XD

早岐瀬戶觀潮橋

不要懷疑，這是海峽。

四月去九州時，造訪了幾個頗為冷門的地方，其中一個是位於日本九州長崎縣佐世保市東部早岐地區的早岐瀨戶。這是連接佐世保灣和大村灣的兩條水道中的其中之一，是比較窄的那一個，最窄的地方就在圖中的鐵橋下，大約只有十公尺寬。

藍色的鐵橋名為「觀潮橋」，橋下就是早岐瀨戶最窄的地方。照片中的左岸是針尾島，右岸是九州本島，我的後方南邊約五公里處是 Huis ten Bosch。

已經想不起來為什麼會對這個小地方產生興趣，可能只是在 Google Maps 上亂逛時，偶然發現這個狹窄的海峽，所以總是想找個機會去這裡走一趟。可是這種小地方特別花一天去也滿划不來的，一定要包含在某個行程內，順道而去才對。

這天早上從佐世保出發後，先去有田參觀九州陶瓷文化館。這是對海洋史和近代早期東亞貿易史有興趣的人一定要去的地方，自然在出來時手上也提了一大堆在博物館採購的圖錄和資料，對後續的行程有點不便。

但難得來一次，還是衝了。

有些地方本來就會淹水

從6月11日到12日間的大雨，讓台灣西部主要都會區都傳出淹水災情，網路上也有照片流傳，讓大家知道各地的狀況。不過下面這張台北的泡水車照片，倒是有點誤導人。

林書豪的阿公會唸書

2012年2月林書豪突然紅起來的時候，有些平面媒體都報導了林書豪的阿公，林新懇的事：

http://tw.nextmedia.com/realtimenews/article/sports/20120222/111361
「哈佛小子」林書豪會念書、體育優，打破一般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等偏差想法，林書豪的父親林繼明、祖父林新懇學業等表現，也相當優秀。 林書豪叔公回憶，林新懇在日據時代讀書讀到高商，屬當時的高學歷。

後來林新懇的事蹟，與228事件的關聯都被報導過了。當時就想：人一紅，祖宗十八代都會被人肉搜索出來啊～～

但我們不以人肉搜索為滿足，通常我們的業務是人骨拼圖。透過一個小議題，我們會把一些相關的東西資料都在拿出來看一次，以重建這些作古的人所活過的世界。所以看到林新懇的故事，我想知道的不只是他個人的故事，而是「他到底有多會念書？」這是涉及當時整個社會的問題。

三種做歷史研究的人

做歷史研究的人，有些對「人」很有興趣，就會變得像情報頭子。有些對「文獻」很有興趣，就會變得像圖書館員。有些對「文物」很有興趣，就會變得像古董商。人就是人，不需要特別說明。文獻和文物則需要辨別清楚。兩者的區別在於，文獻是內容（contents），文物則是內容的載具（vehicle），內容是文物的一部份，但不是全部。

對人有興趣的研究者會希望找到當事人、在乎人的記憶和社會連結。如果找不到當事人，那它們會盡力找出各種名冊，收集研究對象的各種動向。如果研究對象有一整箱的檔案放在檔案館，那更省事了；不過應用史料的史觀和考證這些基本功當然還是要注意。

對文獻有興趣的研究者會盡力收集到各種內容，通常是文字的紀錄，或是任何可以表現意義的東西。文獻人會把這些內容收起來帶走，通常是用複製的方法，對承載內容的文物本身不見得有興趣。對文物有興趣的人則是對物有興趣，所以他們要的不是內容，而是承載內容的載具。

以碑帖來說，文獻人拿到一個拓本可能就很高興了，但文物人更重視那塊碑。以地圖來說，文獻人會把東西翻拍帶走就好，文物人則看重原件。若以版本來說，文獻人重視的是版本間的流變和差異，文物人重視的是版本距離現在的時間長短，因為越老的越有價值。

在我有限的觀察中，在學院中做歷史的人，做近現代史容易變成情報頭子，因為紀錄比較全，相關人士也還在世。做近現代以前的人容易變成圖書館員，但這多少也是情勢所逼（人都死透了你還能怎樣?）非學院的文史工作者則是變成骨董商的潛在危險群。要是投資很多錢下去就更慘了，那是面對沉沒成本的心理壓力。這會讓文物的價值扭曲他們對文獻的判斷。

我自己算哪類？大概是文獻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