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September 6, 2017

期刊上的紅勾勾

(最初發表於 ephemeris duo,2008-06-24)

在圖書館等用餐的人潮散去的時候,隨手從期刊室的書架上拿下一本合訂本翻了起來。被拿下來的是1969年的《中國語文月刊》,因為最近都在做和《中國語文月刊》有關的東西,對這一櫃破破爛爛的舊期刊還算熟悉。隨手翻開一頁,有一篇文章的標題被打上紅勾,而下一頁的文章也有個紅勾。這兩篇文章的內容是對當時新編地理課本的質疑,還指名道姓地鞭了地理課本的主筆沙學浚一頓,這很明顯是1960年代「國語國文論戰」中最後的一小小片段,我很自然地動手翻翻前後幾期的相關文章,但是沒有在其它相關文章看到紅勾。

這兩篇文章的紅勾似乎是同一個人畫的,用的筆則應該是老師批改作業時常用的紅色水性筆,這種紅色水性筆在我的印象中已經和老師的形象牢牢地綁在一起了。而不管是1960年代還是現在,這個圖書館所屬的學校也和老師的形象死死地捆在一起。由此推論,當時拿筆在《中國語文月刊》打上紅勾的很可能是個師字輩的人物。不過在圖書館的書上做記號…….不大好吧。

他打紅勾的動機我卻無從得知。從他把這兩篇文章打上紅勾看來,他可能在收集關於「國語國文論戰」的資料。這讓我有點擔心,或許已經有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寫過相關的研究了。在我還沒有撥出時間研究「國語國文論戰」前,我可不希望有人捷足先登。

以我目前所知,這場發生在1960年代的論戰對台灣的教育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後來也沒有人再提起這件事。雖然最近也有些「搶救國文」的人提出和當時的「國文正名派」相似的目標,但兩者的動機和方向完全不同,可說是兩個獨立事件。「國語國文論戰」的勝負很明顯,「國文正名派」並沒有達成恢復私塾式文言文教育的目標,「國語派」的主流地位也沒有改變。有趣的是,雙方後來都出了一本集子收集整理己方的言論,給後來的研究者很大的方便。「國語派」的是由1967年底國語日報出版的《「國語」與「國文」正名問題》,「國文正名派」的則是沙學浚編,1975年出版,比字典還要厚的《小學國文正名論戰》。

正好,《小學國文正名論戰》中有收錄沙學浚對上述兩篇文章的回應。從地緣關係、紅色水性筆還有《中國語文月刊》上只有那兩篇文章被打上紅勾來推測,1969年在《中國語文月刊》上打勾的人,或許就是沙學浚本人。我可以想像他看到這兩篇文章時不爽的表情,但他為什麼不直接穿過和平東路去編輯部翻桌呢?但儒雅之士才不會做這種事吧。

不過,這兩個紅勾勾是誰打的對研究「國語國文論戰」一點都不重要,只是這兩個由無名氏在 《中國語文月刊》上打的勾勾,讓人透過想像與古人連結,也讓這個研究﹝雖然還沒有時間做﹞多了點臨場感。

沒有條碼的書

(最初發表於 ephemeris duo,2008-07-03)


之前從學校圖書館的某分館借了一本《何容文集》。我不常到分館借書,畢竟大部分的書總館都有,但剛好總館的《何容文集》不知道被那個可能跟我做類似題目的人借走了,我只好到分館借。

每次去分館的時候都不喜歡那種安靜得過頭的氣氛。那裏的氣氛一向過於空曠和寧靜,它有比許多學校的圖書館還大的空間,但收藏的書卻不多,反而擺了很多自修座,不過也沒什麼人用。我搭電梯到文學類的樓層,在書庫繞了一大圈都沒看到《何容文集》所在的分類號。後來才看到一個小指示說文集類的書都在牆邊的矮書櫃裡。

或許是沒什麼人要借才把這些書丟到這個冷清的角落吧。《何容文集》所在的那一格很擠,一副反正沒人來借就多塞幾本的樣子,所以費了一點力氣才拿下來。《何容文集》的封底是何容伏案讀書的照片,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何容的照片,比想像中的樣子老了一點。我最近常常遇到本尊與自己的想像差距甚大的事,何容的情況算差距很小的。

依例走樓梯到出納台借書,在樓梯迴轉處看到略為陰暗的天色,再看看手錶,應該能趕上五分鐘後的校車。

分館果然冷清,館員都閒得在看自己的書了。我把學生證遞給即忙起身的館員,館員熟練地刷過條碼,然後一手還學生證一邊把《何容文集》接過去。他先翻到平常貼條碼的封底,但除了何容的照片以外什麼都沒有;再翻到封面,也沒有。館員打開扉頁,左找右找都沒有。這下怪了,沒有條碼可以刷要怎麼借出呢?館員又在OPAC上搜尋了一下,找到這本書的條碼號,但在出納系統中又不知道遇到什麼問題,書還是借不出來。

這麼搞著搞著,我已經趕不上校車了。當我正用尷尬的笑容掩飾趕不上校車的不爽時,終於有位看起來比較資深的人出現了。當然,他對一本書沒有條碼的事也頗為驚訝,但在他的幫忙下這本《何容文集》總算被借出來了。他一邊向原來那位館員說這本書回來後要貼條碼時,一邊拿起到期章。但在他要蓋下去前,他停下來。

「怎麼是白色的?」

原來,從一個我不知道的時間點開始,分館的到期單都換成綠色的,這樣在還書時才容易分辨是否要送到另一個圖書館歸架。這本《何容文集》的到期單還是白色的,可見在那個到期單換顏色的時間點之後,這本書都沒有被借出。可能也因為沒被借出,所以在所有書都貼上條碼的時候,這本《何容文集》就被漏掉了。

資深的館員拿出一張綠色的,屬於分館的到期單貼上,並順手把原來白色的到期單撕下,揉在手裡準備丟掉。

「不好意思」我出聲叫住他,「那張到期單可以給我嗎?反正要丟掉了。」

他一臉疑惑地把被揉爛的到期單給我,我迅速地把他夾在書中,道謝後離開。為什麼要一張廢紙?因為這張到期單上只有一個日期:68.12.20。說不定是這本《何容文集》上一次被借出時蓋上的還書日期。從書上的借閱登記卡可知,這是1979年12月6日蔡同學﹝或說蔡叔叔﹞借出時蓋的。距離我借書的那天,已經過了28年又153天。

比我活過的時間還長,真的。